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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海东的博客

 
 
 

日志

 
 

要靠仇和同志搞搞新意思  

2008-12-09 20:53:05|  分类: 快评短打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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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自昆明的消息说,12月8日,昆明市纪委、市监察局召开记者会,对外发布了《昆明市行政效能新闻监督制度》。昆明市纪委的有关人士在记者会上称,由党委、政府把新闻媒体组织起来,让市级新闻媒体监督行政效能,同时赋予新闻媒体一定的检查权、调查权和建议权。

这个制度,据说有强制性,也就是说,昆明的媒体在这个制度之下,有了一定的监督权力。这当然是一个好消息。

这个制度的推动者,据说是现任的昆明市一把手仇和。仇和是国内出了名的个性官员,一般人都认为他“敢想、敢说、敢干”,甚至有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他的身上,希望中国的官员都能像他一样。这一次的《监督制度》出台,仇和又成了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焦点,我大致看了一下,舆论基本上还是赞同和认可这个做法的。

但是,与此同时,问题也出来了。毕竟,制度本身是一回事,制度的实施是另一回事,而保障制度顺利实施的体制则是又一回事。

昆明市的这项制度,从出发点来说,无疑是好的。但是,这项制度是否能够得以顺利实施,还不到叫好的时候。须知,中国的媒体毕竟还是“喉舌”,并不具备成为独立监督机构的充分必要条件。值得注意的是,昆明市新闻媒体被赋予的这些监督权力,看来是昆明市纪委、市监察局给予的,而纪委和监察局并非新闻媒体的主管机构。

一般来说,媒体对行政的监督效能,是媒体自发和自觉的行为,所谓“看住”。但是,我注意到,在这条新闻中有两个重要的前提,——其一,就是那位昆明市纪委的有关人士所说的“由党委、政府把新闻媒体组织起来”;其二,请注意,这个监督权仅仅是对“行政效能”的监督。也就是说,昆明市的新闻媒体此番获得的监督权,第一是有组织的,第二是有限制范围的。因此,这个所谓的监督权,实际上有限。

《昆明日报》今天的消息称,“让市级新闻媒体监督行政效能,此举为全国首创”。《昆明日报》是昆明市的“喉舌”,它这样激动地评价这项制度,可以理解。但是,在这个“首创”的高度评价背后,却让人感到一丝悲哀。所以然者何?媒体作为社会公器,本身就具备监督权力,无须什么人或者机构赋予,一个城市的媒体监督当地的行政效能算不得什么“首创”,只不过是它应该履行的一种义务或者职责。如果把这样一个有限制的监督权力说成是“全国首创”,那么,昆明市其实是置全国其它地方的脸面所不顾,这等于直接告诉公众,这个国家的媒体从来都没有对行政效能进行过监督,遑论其它的什么监督。

仇和是个很能搞新意思的同志,他所在的地方总要搞一些与众不同的花样出来,吸引媒体和公众的眼球。既往不论,单说这一次,我以为,仇和的新意思可能会无疾而终,——因为这个制度忘记了国情,忘记了顾及前后左右上上下下,忘记了这项制度缺乏一个可以保障其实施的体制,也忘记了监督权本来就是媒体应有的权力、而不是哪位青天大老爷赐予的。

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,仇和最近连续获得“中国改革功勋(贡献)人物奖”、“影响中国改革30年30人‘改革之星’称号”,以及“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杰出人物”和“中国改革开放30年社会人物”两项大奖。这些所谓“国家级改革人物荣誉”,其实从一个侧面表明,仇和得到了官方、媒体和公众的一些认可。但是,我却替仇和这一次赋予昆明媒体有限的监督权担着几分闲心,——为什么?我不说,大家也都“众所周知”。

而改革,包括新闻媒体的改革和监督权,真的不是靠仇和同志搞搞新意思就能搞掂的。昆明此举,大约也是形式感大于实际意义。我们可以骑上驴走一段时间再看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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